幼儿园的最后一年，爆发了非典。

在那个网络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所有关于非典的信息都来自电视里的新闻播报。那时候年纪小，不清楚病毒的可怕，播出的新闻也听的似懂非懂。只记得学校放了好长好长的假期，妈妈每天都熬预防病毒的草药给我们喝。草药不难喝，淡淡的中药味，每次喝完能得到一块糖作为奖励。

不记得非典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如何结束的。只知道我的幼儿园生活连一张小朋友们的合影都没留下就草草结束了。随后匆匆进入了小学。

姑姑毕业后在县城的一所小学任教，父母为了我在学校能被照顾，选择让我也去了姑姑的小学上学。

小学的前三年过得并不快乐，遇到了一个特别严厉数学老师李老师。李老师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皮肤偏黑，戴着眼镜，齐肩卷发，不苟言笑，经常穿暗色的衣服。

刚入学不久要写数学作业，因为没有按照老师要求的格式来写，被罚重写。爸妈都以为我是因为没有好好听老师的要求，导致被罚，其实我是真的听不懂老师方言里特殊名词的含义。上幼儿园时候老师和同学们都讲普通话，家人说的都是我们村子传统的方言，而我们数学讲的是县城的方言。听不懂的我不敢问老师，也不敢问同学，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导致格式怎么也写不对。后来姑姑从老师那拿了一本正确格式的作业本给我参考，才终于交了差。

每次老师把作业本退回来的时候，不耐烦的语气，严肃的神情，叽里咕噜地说着我半懂不懂的话，和幼儿园温柔的女老师简直天差地别。即使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这件事，从此对她的课从内心深处感到恐惧。

似乎越恐惧就越容易出错。

有一次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她的课，暖暖的夕阳照在教室，令人昏昏欲睡。在半睡半醒之间，我的凳子被人抽走了，准确来说是被踢走了。毫无防备的我惨叫一声重重跌在地上，回头看到了李老师凶神恶煞的脸。我赶紧站起来，全班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我不敢看他们的目光，总觉得带着嘲笑、带着讥讽，我想当时我的脸一定跟天边的夕阳一样红。她若无其事从我身后走了前去，继续讲她的课。我就那么一直站着，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那天的时间好像被按了慢放键，格外的煎熬。

每次班里组织模拟考试，她都会坐在讲台边，点到名字的过去领取试卷。假如成绩不理想，就会被罚站在讲台上，陆陆续续站一排，等发放完试卷以后，一个一个打手板。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明知道死路一条，却毫无反手之力。看着前面的小伙伴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害怕、恐惧、不安、焦躁，想逃跑，却发现被绳子牢牢绑住，动弹不得，只能静静地等待着刀落在身体上的那一刻。

数学课的煎熬，让我更加喜欢上了语文课。

语文老师姚老师是个很温柔的女老师，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梳着低低的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经常穿一件带刺绣的白色喇叭袖上衣，加长长的半身裙，就像语文课本里面的插画人物一样漂亮。那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她讲解古诗，娓娓道来，如同春风般和煦。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诗人的情感，只是朗朗上口的韵律，就足以令人陶醉其中了。

我很喜欢在语文课上举手发言，并且期待能得到她赞许的目光。

小孩子的世界真的很小，简简单单一句夸奖，就能成为他们世界里的一道光；随随便便一句嘲讽，就成了他们心底的一层霜。

我的日子就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反差中一天天过着，成绩还算拿的出手，考过几次班级第一，老师们对我的评价出奇的一致内向，听话，聪明。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大概是很好的评价了。

可是我知道，我本不是个内向的人，不过是因为刚入学时候听不懂方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