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

“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

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

“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

“专权乱政”、

“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

“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

“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

“阉党逆案”，为遭受

“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

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

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

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

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

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

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

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

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

“戏说”划清界限。历史题材电视剧的

“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

“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

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

“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

“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

“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

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

“戏